春秋至西汉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中医心理学思想雏形的形成时期。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本书简称《内经》）的成书是中医心理学思想雏形形成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战乱不止，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为了寻求治国救民的药方，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学术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派，在客观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哲学上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座顶峰。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中医学的摇篮，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传播必然对中医学及中医心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对中医思想体系产生哲学影响外，各学派的学术思想还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很多医学心理学的内容，其中又以儒道两家影响最大。

《内经》中所载的阴阳五态人的人格理论中，以居于中间的阴阳平和之人为最理想。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非常推崇“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不偏不倚、适度节制、和谐平顺的态度。认为节制和适度才是最好的，过犹不及。这与现代心理卫生所要求的健康情绪状态的标准不谋而合。《中庸》以中和来论述人的情绪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论语•为政》在论述个体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孔子以自己为例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寥寥数语就概括了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和人生追求。

《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在谈到人与人的性格类型差异时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不难看出，这里的狂者和狷者，就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体系中的外倾者和内倾者。孔子不仅描述了狂者和狷者这两种人格类型的特征，而且再次阐释了其中庸之道的主张，认为相对于狂狷者而言，交朋友还是选中行者比较好。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人性论上，荀子倡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与儒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孟子的性善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孟子用类比的手法指出人性本善，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无有不下，人无有不善。”与孟子简单类比不一样的是，荀子对性恶做了严密的逻辑推演。首先，以人之向善反推性恶。他在《性恶》中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其次，以圣人重教化来证明性恶。性者，质也。一般认为，先天本性的东西是人所固有的，无须教化也不可教化，而圣人总是教化人们要从善弃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这些思想是相当有见地的。

在《荀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心理学思想。他首先从唯物一元论的角度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形神观，认为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即人的精神现象，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这就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另外，又提出了“精合感应”的心物观，认为光有形也不足以自主产生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必须要在形的基础上外感于物才能产生。同时，他还提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明确了心主神明和心在形体上的君主地位，这些思想对后来产生的《内经》均有着直接的影响。

道家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尤为深刻。道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是老庄学派，其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和《庄子》中。总体而言，道家思想对中医心理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倡道法自然。明确了人与天地万物平等共生的地位，提出道是遵照它本来的样子运转的，认为人的生命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才能使人健康长寿。因此人应该顺应自然，要尊重事物的本来规律，不强作妄凶，应顺势而为。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同时在“四大”关系上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是强调天人合一。道家把天与人相类比，认为人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形体结构，产生了“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的观念。

《太平经》说：“人取象于天，天取象于人。”这种人与天地相对应的思想直接为中医学典籍《内经》所继承。《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灵枢·岁露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些经典表明人只有适应天道，与自然和谐相处，调适好自身小天地的情志，才能心神健康，颐养天年。

三是提倡清静无为。道家所说的“清静”，主要就是指心神的宁静。老子提出修炼心神的方法就是“致虚极，守静笃”。道家认为给人带来烦恼的就是心里的种种贪念，因此必须“虚其心”，将心里的欲念和困扰统统放下，“虚”了之后就能空能明，虚了就空，空了就明。这一点庄子说得更形象，“虚室生白”，空空的房间会显得更白，要是塞满了东西，即使是再亮的灯也只能留下很多阴影，房间也就不会显得亮白了。道家的“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无所事事，坐吃等死，而是提倡“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道家贵柔贵无，认为柔弱胜刚强，故提出“上善若水”，水看似柔弱，貌似无为，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成就着非凡的业绩。

老子指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认为“无”才是“道”的本质和核心，无胜于有。

因此“无为”讲的是不妄为、不乱为。这说明面对纷繁芜杂的红尘世事、灯红酒绿的世俗诱惑及纷纷扰扰的情绪困扰，我们必须虚心静气，“去甚、去奢、去泰”，“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只有虚静合一，才能调神养心，万物并作。

四是提倡形神俱养。在养生方面，道家十分重视心神的修养，强调“神”的内在主宰作用。

陶弘景曰：“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将为不死之药。”庄子也主张：“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

在强调养神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排斥养形的重要意义，主张以神养形，形神俱养。

《庄子·刻意》：“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

道家所倡导引术就兼具形神俱养的特点。这一思想也为《内经》所继承，《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形神合一”及“形与神俱”的说法，旨在说明神与形对于人体心身健康的重要意义，脱离了形体的“神”是不存在的。

此外，道家思想中老子关于“为而不争”“守静”“保精”“和气”等认识，鬼谷子关于“心舍神”的观点，以及宋尹学派主张的“天精”与“地形”合而为人，并产生精神的论述等，都出现在中医理论形成之前，自然对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构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道家思想除了对中医学和中医心理学理论构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外，一定程度上还对西方一些学者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产生了影响。

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的马斯洛就多次宣称，他提出的“自我实现”这一重要概念就来源于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他特别敬佩和推崇道家提出的思想体系，晚年在谈到心理学的发展时提出要重视东方智慧，认为“我们需要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道家强调的“道”就是这样一个完美对象，他在《科学心理学》这一著作中，就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所谓的科学持有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它重视西方而非整个世界，因此相对应地大胆提出了“道家科学”的概念。

另一位人本主义的西方心理学家罗杰斯也十分推崇道家思想，他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老子的《道德经》，比如他在《存在之路》说：“我最喜欢的，并总结了我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的是老子的另一段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不难看出，罗杰斯创立的著名的“来访者中心疗法”，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实践操作中，都体现出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荣格也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西方心理学家，他在晚年将精神分析和道教当作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从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和道家思想的对照看，内丹中的“元神”就相当于“无意识”，而“识神”对应的就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意识”。德国心理治疗师、“家庭系统排列”的创始人伯特·海灵格也公开宣称他的方法主要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家庭系统排列体现的是“道的力量，是中国老子的智慧”。

日本的森田疗法借鉴的也是道家“顺应自然”“为所当为”的思想，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全世界的，中医典籍《内经》从其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营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特别是中医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更加具象化。《内经》的成书是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这部闻名中外的医学巨著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代中期的几百年间。《内经》博采众长，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智慧系统地运用于医学，不仅确立了整体观念在中医学中的指导性地位，提出了藏象经络学说，阐发了病因病机，制定了诊治大法，确立了辨证论治，从而构建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而且也涵盖了极其丰富的中医心理学思想，从基本理论到临床实践均有阐述。比如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心主神明、藏象学说、情志学说、阴阳五态人人格类型学说等基本理论及心理病机、心理诊断、心理治疗、心理卫生、养生调神等临床实践都有原则性阐释。《内经》的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医心理学思想理论体系雏形已初步形成。《内经》中所涉及的中医心理学思想的具体内容。

《内经》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巨著，其不仅是包含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医学典籍，而且是一部蕴含了朴素辩证法和深邃哲理的智慧之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具体体现。《内经》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心理学思想，其对中医心理学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摘自《中医心理技术培训教材：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