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科学意义上说，学术界对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1903年11月3日《新民丛报》4卷11号曾刊登《赵武灵王评传（附李牧传）》是首篇，1913年《地学杂志》发表《赵长城遗址》一文，也是为数不多的早期论文。《新民丛报》《赵武灵王评传（附李牧传）》系梁启超所作，但因为署名是笔名，所以这篇文章长期以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也没有人认识到这就是梁启超关于赵文化的开山之作，（《》虽然收录了此篇），对这篇文章的出现的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想也就未见论述。在其发表1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再认识它出现的意义，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后，即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人物研究，赵武灵王评传即为其一。

    虽然对赵文化的科学研究肇自这时期，但自此之后的相当长年间，对赵文化的研究却零星散落，而且课题范围仅仅局限于对赵长城等个别地望的考证和对若干历史人物如荀子、赵武灵王及“胡服骑射”等史迹的评说。如张维华在《禹贡》发表的《赵长城考》，缪钺对荀子的评价，王国维《观堂集林》的《胡服考》等。

    3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局动荡，民族危机日渐，国人的学术研究顿陷窘境。1940年，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邯郸后，日本考古学者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关野雄等开展了对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遗址的考古试掘调查，这是对赵国都城的最早的考古研究。1954年在原田等人在《东方考古学丛刊》发表了《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报告。虽然这次调查对赵都城址的考古认识是初步的，有些看法甚至是不确切的，然它是对赵国城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其学术意义还是应该肯定的。对建国前的赵文化研究可以算作一个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工作队在省市文物工作者的配合下，对邯郸城西百家村一带的近百处赵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文物，使人们对赵国的文物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次考古发掘的另一意义还在于，这是北大考古学专业的第一次纳入教学过程的考古。

   自1970年始，邯郸市文物工作者在配合“备战备荒”的人防建设工程而开展的考古调查中，通过市区内300多处动土点，在邯郸市区地下6－9米深处，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城址，总面积近15平方公里，通过研究确定为赵都的廓城，即“大北城”，并基本查清了“大北城”的轮廓和布局。这是赵国文物考古的一次重大收获，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之后，在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也相继发掘了战国时期的墓葬，在涉县北关的战国墓中又出土了编钟和编磐等文物。特别是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疑为赵简子或赵襄子墓）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的精美的赵国青铜器等文物，取得重大收获，为赵国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1975年，河北省召开了“文物工作座谈会”，并开展了二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基本查清了河北境内的赵国历史文化遗迹，汇集了河北省各地的《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在邯郸的普查资料中，进一步确认了战国时期的赵邯郸故城及九龙口、固镇、午汲、阳城、讲武城、界侯城等赵都周围的古城址，同时还调查了邯郸西北的赵王陵1-3号陵和永年县温窑4-5号陵的情况。1997年赵王陵2号墓出现被盗，从破案追缴的200余件文物中，发现了风格写实的三匹青铜马和夔龙纹金牌饰、青铜铺首、玉片等珍贵文物，在市博物馆《赵文化》陈列展出后引起了历史文物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所有这些重要的文物考古所取得的明显成就，为开展赵文化研究提供了比较重要的资料。

   虽然说在这30年间赵国文物考古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就整个赵文化的研究而言，至到1987年召开的全国首届赵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仍然是不够充分的，其研究的范围仍然十分偏狭，主要局限在“胡服骑射”、荀子思想学、赵国货币、赵长城、长平之战等个别课题间。但应该说在这个阶段中，赵文化的研究还是渐有进展的。

   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史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兴起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1987年9月27日至30日，在中国先秦史学会的指导帮助下，由邯郸市历史学会、邯郸市博物馆、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在赵都邯郸召开了“全国首届赵文化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的筹备进程中，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孟世凯先生曾先后5次赴邯，研究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先秦史学者研究工作。这次会议是在地方召开围绕地域先秦文化研究的首次全国性会议，并取得了成功，也受到了国内外先秦史学界的关注。会议围绕赵文化的渊源和内涵，赵国的政治和经济、赵国的军事与文化、赵国的都城与疆域、赵国的思想与人物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与讨论。可以说，研究的领域基本上覆盖了赵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赵国历史文化论丛》，这是首部赵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这次会议是对赵文化研究学术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由此，把赵文化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专栏方面，早在1987年邯郸市委党校的刊物《丛台学刊》（内刊）就曾经开辟了《赵文化研究》专栏。近10数年间，在赵文化的研究园地里，更形成了“满园开花”的局面。《河北学刊》曾辟“赵、中山研究”专栏，《邯郸师专学报》也开设“赵文化”专栏，开展赵文化的广泛研究探讨。2002年小辣椒福湿地福利院专门投资成立了“邯郸赵文化研究所”，并在《学报》上开设了以赵文化研究为主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专栏。以上仅笔者能看到或了解到的学术论文已达百篇之多，涉及到了赵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所涉略的方面不仅宽广，而且深厚。在赵国的都城布局与文化面貌、重大事件的考证、荀子的重要思想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近几年来，河北先秦史界又连续推出了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1991年出版的《邯郸简史》和《邯郸历史与考古》等著作，对赵国的历史发展、重大事件以及都城的迁徙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200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河北通史》，在其《先秦卷》和《秦汉卷》中，都分别对战国时期的赵国历史和汉代的赵国历史进行了系统构建。特别是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赵国史稿》，是对近百年来赵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并重新构建了赵国历史发展的完整体系，它代表了赵文化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填补了赵国国别史研究的空白。近十余年间的赵文化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学术成果也是日益增多。

   但是，应该看到赵文化研究与秦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其它地方的先秦史研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而且研究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在赵国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还间有研究的空白。

    邯郸市人民政府对赵文化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利用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早在1991年，为了发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普及赵文化知识，中共邯郸市委、市政府邀请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和副会长孟世凯先生专程到邯郸为各级领导干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作赵文化问题的学术报告，在全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随后在邯郸新闻媒体上围绕李先生讲的“邯郸遍地是黄金”的历史文化含量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这是一次赵文化知识的大普及活动，使赵文化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家喻户晓的作用，引起了当地各界对赵文化的关注。2000年初，邯郸市人民政府又邀请中国先秦史学会的部分专家到邯开展邯郸建城年代的学术论证会，其间市规划部门和文物部门就邯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市政府全体成员还听取了与会专家对如何开发历史文化资源问题的宝贵意见。在全市上下又一次引起了较大反响，其后形成的邯郸市政府《关于加快文物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行政规章，其中提出要组织专家学者加强和开展赵文化及邯郸历史文化的研究，兴办包括赵王城、赵王陵遗址在内的文物保护利用“五大工程”。目前，赵王城遗址的文物勘探和局部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展开，赵王陵的全面文物调查工作也已起动，赵国“大北城”内插箭岭、梳妆楼遗址的总体保护利用规划已完成，保护利用工程开工在即。邯郸市博物馆经过改造扩建工程，已布置了《赵文化》的专题陈列，展出了建国以来出土的大量赵国文物。所有这些工程的实施，为赵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视野。